一、其书

书名《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作者廉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9月



二、摘录

如果带着问号读《蚁族》,则可知:这种社会问题,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至今没有纠错而是将错就错地把书中没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的制度成本对弱势群体转嫁、且竟如皇帝着新装般堂而皇之!其后果,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例如: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果如此,“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但愿治本有道。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导师潘维教授和凌岩老师雪中送炭,资助我3万元的启动资金。虽然解了我燃眉之急,但还远远不够。好心的朋友看我焦急异常,帮我推荐了不少国外的研究基金。慎重考虑后,我一一拒绝了。我很清楚国外基金的用意。我这个课题的性质,是不能交给他们的。

没有经费,但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下面的工作程序一个紧接一个,已不容得我有丝毫犹豫。我横下心来,即使没有经费,自己垫钱也要做下来。幸好在关键时刻,家里人给了我无私的支持,总算帮我渡过了这个难关。

  • 立场

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发展

们乐观、开朗,相信自己的选择,情愿从底层做起,在慢慢的积累和沉潜中,期待着未来的爆发。

透过“蚁族”,读者对“80后”能得出自己的评价。

但可以肯定的是,“蚁族”给我们揭示的是一个真实的“80后”,在“蚁族”的身上既有“鸟巢一代”的光鲜,也有“迷茫一代”的阴影。

与“90后”不同,“80后”存有从小到大眼见祖国由相对困难直至今天成就的完整记忆,度过了没有高科技围绕、没多少物质享受却简单充实的童年时代,以及率先跨入中国信息时代接触新生事物、成为新千年第一批彰显个性族群的少年时代,最终成为现今开始思考民族荣誉国家前途、日渐成熟进入社会有所担当的青年一代。因此,“蚁族”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目睹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深度转型,作为世界新经济体中的社会结构成长要素,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巨大变革,以及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意识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特定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

但是,作为“80后”的“蚁族”同样孕育着危机。中国传统社会2000年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即自隋唐开创的科举制。每年,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通过这条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科举制给所有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改变自己命运(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但当今时代,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

  • 「成为新千年第一批彰显个性族群的少年时代,最终成为现今开始思考民族荣誉国家前途、日渐成熟进入社会有所担当的青年一代」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

2008年调查时表示准备考研的受访者中,文科专业所占比例高达50%,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所占比例为36%,而选择理工医类专业的仅占14%。这与2008年考研的专业选择差别较为明显。

2009年,选择考理工医类专业的受访者所占比例明显提高,达39%,而选择考取文科专业的受访者明显降低至21%,选择考取经济管理学方向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变化不大,只略有上升,为40%。

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为了好找工作,弃文从理的实用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 十多年过去了,没变过,没毛病。

谈及就业压力来源:

61.9%的受访者都提到了“生存的压力”,而49.3%的受访者谈到“父母的期望”是其主要的就业压力来源,30.4%的受访者提高是“同学找到好工作”为其带来了压力,12.8%的受访者表示在就业方面没有压力,而仅有5.8%的受访者提到了“媒体对于就业的报道”。

  • 模型:See -> (Envy) -> Change -> End == peer prussure

当被问及对于目前消费水平是否满意时,高达36.8%的受访者表示对于自己目前的消费水平不满意,甚至有5.1%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而只有1.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11.8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显然,该群体对于自己的消费水平现状的满意度较低

受访者的月均消费总计约为1676元,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43%的受访者表示每月略有结余,30%的受访者每月收支平衡,收不抵支的情况也不少见,占到17%。

对于目前的收入水平,高达74.8%的受访者表示与其预期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其预期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4756元。

与周围生活的人相比,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消费水平差不多或较低。有41.9%的受访者都对自己的消费水平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此外,我们发现“蚁族”的消费行为受到其绝对收入、收入风险以及社会保障因素的显著影响,较高的收入、较低的收入波动以及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表现为更高的消费支出。

  • Actual Avg:1
  • Expected Avg:2.5

2008年9月1日,陈华搬进马连洼,一直住到现在。这个房间很小,只有五六个平方,但“这里毕竟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了”。一张老式双层床,上铺堆满了杂物,下铺简单整洁;床边是张电脑桌,不过并不放电脑,桌子最上方的小台子上放了几本书,还有两根笛子和一根箫,其中一根质地不错的笛子已经开裂了。桌子的其他部分基本都被利用为橱柜了,油盐酱醋都在上面放着,还有根大白菜躺在临时搭成的架子上。桌子旁边的地上还郁郁葱葱地长着一盆蒜苗,陈华基本都是在家里做饭,这盆蒜苗给他省了不 少心。

小小的窗台上,有一株文竹正迎着阳光,枯黄的枝里已抽出嫩绿的芽。

笛子是弟弟送的,他一直带在身边。陈华有些无奈地笑着说:“是支好笛子呀,北京太干燥,又没有时间打理,就裂了,怪可惜的。”陈华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还在小学的时候,他就自学笛子,之后还陆续学会了唢呐、口琴和箫。陈华把手边有的乐器都吹了一遍,他很投入,常常在吹到高潮的时候,眼睛就自然地闭上,嘴唇在阳光下微微地动。

念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个湖,陈华常在那里吹笛子,他记得有一次自己吹了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后来湖的另一边有几个女孩子跟着一起唱起来了,**那情景陈华至今难忘。**读大学时,宿舍里有六个人,谈恋爱的只有两个人。陈华觉得这种现象有些奇怪一一个班里居然几乎全是学习型的。

  • 有生命,就有希望。
  • 生命中总有那些个highlight,终身难忘。

就这样,刘东得到了他的第二份工作,月新1800。回去之后他查了之下教授的名字,才发现自己大学的教材居然就是这个教授写的。

“教授比较好说话。比如你要请假,他就说行,绝对不会为难你或间你有什么事。我呆的实验室,在整层楼的最里面。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夏天开着空调,我把门一关,自己在里面睡觉或者做实验,非常自由。我还到外面四处拉人当受测人,以研发相关仪器。我去过北大的三角地,也四处贴过广告,还在马路上拉人-看车的阿姨,炒菜的厨师,只要能拉来的,我都厚着脸皮去找。”

刘东当时所住的地点是二里庄小月河,一个房间,八个床位,住了七个人,一个空床位用来放行李,条件十分艰苦,平均每人每月两百多房租。他从2003年就住在此处,当时是为了到学校听课方便。当他在北大研究所拿到工资之后,便在西北旺找到一个月租350元的筒子楼。尽管房间依然简陋,刘东却无比满足。他用自己的能力,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那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研究所的教授人非常好,但经营管理方面却不太行。投资方投了一百多万,一年之后却没有什么收益。刘东觉得研究所的前途并不太好,加之他发现测谎这个行业非常狭窄,一旦做久了,就不易于转行。而且北京只有三家单位在做这一行,假如跳槽,就只有两次跳槽机会。“我想尝试别的工作,于是从研究所辞了职,并开始给一些IT公司投简历。”

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刘东深刻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庆幸自己没有荒废掉大学时光:“当年我一天中最多可以上16个小时的自习。我会早上六七点起来读英语,虽然大家都说我英语不咋的,但我还在坚持。课外的书我看得少,但是教材我可以看四到五遍。两个月的时间看四遍五遍是很正常的,非常扎实。如果你问我书中讲了什么内容,我可以一二三四地跟你讲出来。后来面试时,我觉得这些书本上的东西都派上用场了。”

刘东还是希望做一些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但一连数月,他都没能找到工作。这时他开始反思自己,要好的同学也开始帮他出主意。盘算之后,他发现,虽然他对测谎这个行业有成见,但目前看来,他还是最适合做测谎这一行。学心理的,又有不错的工作经历,继续做下去才是最现实的。“正好此时清华同方下的一个做测谎的小公司在招人,于是我又去应聘了。谈了一个小时,他们要我了,工资也还比较满意。”

刘东笑道:“其实很多公司不愿意多给钱,他们只是告诉你这个公司多有前途,会有多好的发展。但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谁知道这公司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根本就不关心,我只是关心我能拿到多少钱。”刘东这次拿到的工资是每月4000元。

从1800,到2500,再到现在的4000,刘东一盘算,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提起目前的收入,刘东挺自豪。“现在好多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都到不了这个水平。”他说道,“现在想来,得感谢当初北大的教授给了我一个较低的门槛。那段工作经历,使我受益良多。”

只是刘东也有一些遗憾,而这些遗憾是无法挽回的。“在北大研究所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经常能接触杨教授,他是中国测谎方面的三大专家之一。我和他一起做过项目,他还带我出过差,单独交流的机会非常多,假如好好利用这些机会,我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意

识,一有时间就开着空调在实验室里睡大觉。后来才觉得自己真是蠢,错过了那么好的学习机会。

  • 书到用时方恨少。

“其实我还是不太想去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我的公司一会儿也来一些办事员,他们都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我们平时也会聊到这样的话题。在这样的地方,领导意识都非常强,领导说行就是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我觉得我这种性格绝对受不了,所以我不想回去。

当初跟刘东一起住在小月河的六个兄弟,如今只有刘东一人还留在北京,互相之间也基本失去了联系。他们都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只好离开这个大城市。有的人在宿舍里闭口不谈现在的工作状况、经济状况,突然某天打来电话,告诉其他的人,自己已经回老家,再也不回北京。也有人从宿舍里走出去,坚决不让送,自己拉着皮箱,把门一关就走。刘东说起那些日子,十分苦涩:“我们一屋人在小月河住了三年,中间都没有换过人,互相之间关系非常好,只不过大家都觉得来北京闯一番不容易,如果因为混得不如意而回老家,脸上非常无光。有时候我会看出哪个人工作得不如意,有可能在月底拿到工资之后会消失,但不会去问。我们在这件事上只是保持着一种默契。没人说,也没人问。”



那时候他才知道,在学校里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一旦真正走出校园,接触社会,“才知道生活的艰难”。

郑章军爸妈都是普通的工人,收入在当地只是中等偏下的水平,除了学费,他不愿意再伸手问爸妈要钱。本科四年,他几乎做过了所有能做的兼职一大一发传单,一天四十块;大二大三的时候做过家教;节假日的时候做促销--目的只有一个,“我想家里少给点钱,自己多挣些”。

工作稳定下来之后,郑章军经常在网上找些“私单”,自己干,可以额外获得不少收入。这些活儿,有时候要占用他周末休息的时间。甚至有一年生日,为了在deadline之前把私活儿干完,他取消了和同学聚餐,通宵编程。那天,从下午两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终于干完了,匆匆扒了点早就叫好的外卖,他就倒头睡去,一直到黄昏再次降临的时候才醒来。

小月河的周末,总在九点以后才从睡梦中苏醒,辛苦了一周的“蚁族”都利用难得的休假,睡个懒觉,但在大学时就习惯了早起的郑章军会有负罪感。“屋里静悄悄,一睁眼发现八点多了,很愧疚。”

“我们是被国家毁灭的一代。”他说。

他最大的担心就是钱。觉得俗吗?社会就这么现实。他有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抱怨说,老板真抠,年终奖只发了一万五。洪建修不说话,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终奖,最多的那次才五千块。

也许要换行才行。洪建修很难想象,自己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做个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现在,他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不到八点出门,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六点到家。午餐在单位吃自助,有肉有菜有水果,每人一个大盘子,他每次都装得满满的:“到了晚上也不会觉得很饿。”晚上煮两包泡面,或者在外面的小餐馆里吃个盖饭。吃完饭大概七点多。

其余的时间,他就上网打游戏,要不就看看网上新闻的评论-他觉得网友都很有才。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来北京两年多,洪建修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所熟悉的地方,也就是单位和他所住的村庄。

他知道坐什么车上班,坐什么车下班;知道每月什么时间房东会来收钱;知道出门走几分钟能走到吃晚饭的小吃铺一-此外,还知道一点当地的社会学。

和唐家岭一样,土井村每月都会在村口收一人十元的“水费”。收费的人,都“挺横的”。住在隔壁的同事,去年年底有朋友借住。第二天一早刚好赶上收钱。那哥们不想给,双方吵起来,还动了手。后来来了两个

  • 谁不是呢?

刚上大一,柳辰宪就找了份兼职,在苏宁卖空调。

他说他做每一件事都不是盲目的,他去商场做销售,就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他看得清楚,明白好口才的重要。

第一天,星期六,他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长这么大,这是他第一份工作,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伺候过别人,也从来没有低三下四地跟人说话,他开不了这个口。一天的工作结束,上司对他说:“小柳啊,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份工作,你也不说话,我们需要的不是模特。”

上司没想到,第二天,柳辰宪又出现在她面前。

“你可以不给我工资,但请给我机会试一下。”

上司同意了,只要他一天可以卖出三台,这两天的工资都给,并且可以留下。……

上初中的时候,同学跟他说:“三年爬华山,运气翻一番。”

为了考上省重点,他们就每年都乘三个多小时的车从运城去陕西。夜里爬山,每个人手里拿一根荧光棒,从山底到山顶,微弱的光连成一线,狄群他们就跟着这道光线一步一步缩短着与顶峰的距离。待到荧光棒的光芒被天光吞噬,他们刚好站在山顶,眺望从天边喷薄而出的朝阳。那个时候,少年狄群意气风发,壮志在胸。三年后,同学运气果然翻了,狄群却没翻成。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爬过华山。

  • “三年爬华山,运气翻一番。”,有意思。

10月中有一天,一个云南的同学搞错了号码,打到了我这里来,我们千脆聊起来,他说他在广州做医疗器械维护,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当时正赶上广交会,他说公司比较忙,缺人手,叫我也过去做,还说公司叫“宏鹰”。他普通话不太好,在电话里,我听成了“宏远”,这不是个大公司嘛,要是能做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岂不是很好?他说不要跟别人说,机会有限,怕别人知道了都来找他。这个理由我也理解。于是就说我去。他催得很急,要我周末就赶过去。

当时我恰好听说有个大学同学刚从广州回来,说是被传销组织骗了,便托云南的同学帮忙打听情况。后来得到的情况证实,这人正是被在广州的同学骗的。但是阴差阳错,我还没能得到这个消息,就已经坐火车南下广州了。

但我走之前还是留了个心眼,跟狄群说好,如果我打电话回来说“这儿很好,你也来吧”,那就说明我被传销组织骗了,让他马上报警。

中午,还是狄群的女朋友回来亲手为他们做了红烧鸡块。

狄群一边吃一边大赞:“好吃,真香!”他喜欢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平日里,都是他和邓锟一起做饭吃。他们买了锅碗瓢盆和电磁炉。再从菜场里买好菜,超市里买一点肉和几颗鸡蛋。每天早上,邓锟会做好饭菜,够两人一顿早餐,还要再给狄群带一顿午餐。

午饭后,三人忙活起来,狄群收好最后几包衣服,把晒在屋顶的被褥抱回来,又忙着下楼叫车。来回三四趟,他们终于把大包小包运到车上。坐进车里,关上车门,狄群才得空擦擦头上的汗水。车子启动,路边的行人、店铺、未完成的出租房缓缓倒退。狄群的女朋友不由得叹息:“终于离开唐家岭了,永远都不要回来。”




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上演了若干个年头之后的事了。

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

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紧箍咒是从一入学就带在每个同学的头上的。

李竟说,我原本是满怀理想、壮志凌云的,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如何如何了。但是入学第一天,一位师兄就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不过,这些并没有太影响李竟,甚至在2006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讲座,一个专家在台上讲:“好工作就业单位不要人,赖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去。”他说,大学生就业,应该放低眼光,着眼长远。

李竟当时甚至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正在等考试结果。“我当时就想,我都考研了,着眼还不远吗?”

就在这个时候,团中央、教育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又组织大学生到西部去。任期结束,他们能够享受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准备,并没有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变得极为被动。他突然发现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那两三个月里,尽管每天早起晚归,在中华英才网的求职栏里,他也不知发过多少电子邮件。

反正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

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 打足提前量。
  • 有备,无患。

尽管出去玩的时候她不怎么出钱,每月花在交际上的费用也有一千元,占她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梁亦娴说到收入,总会苦着脸道:“钱不够花呀!”据统计,2008年北京职工平均年收入为44715元,梁亦娴的收入与此相持平。但她的期望月收人为8000元,显然自己与梦想还有很大的差距。梁亦娴相信自己会有实力获得理想中的收入的:“我的能力比较强,这是我最自信的地方。另外,我很细心,就算是去做扫地这样的工作,我也一定比别人扫得干净。”

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让大小公司开始裁员,建国门CBD的白领们有了饭碗危机,猎头公司的业务也在减少。梁亦娴的公司陆续有员工离开,她自己却刚刚在2月份被提升。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梁亦娴曾经自费参加过一个人力资源的培训。她当时在京郊的校区学习,晚上几个人住一个大房子。有一晚一个女生很晚出去没关门。“我被外面的动静惊醒,迷迷糊糊就发现一个男的进了我们的房间。我尖叫起来,同寝室的女生听见我叫也叫了起来,那个男的就跑了。”之后的三个月里梁亦娴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夜里正常入睡,精神一直高度紧张,有一周甚至只正经吃了三顿饭,一下瘦了十斤。男友一直陪着安慰她鼓励她,半年多才缓过来。“直到现在我还特别怕黑,我觉得自己心理有毛病,但就是抽不出时间去看医生。

这件事她一直没敢告诉家人。“我毕业后就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才放心我在外面工作,告诉他们这些事,只能让他们担心。”

  • 「毕业后就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才放心我在外面工作。」

在一间“宿舍”里,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位受访者--中华女子学院毕业生小童。小童属于我们要调查的典型对象。月收入只有一千四百块,但她每月的消费额却要更高一些,显然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月光族”小童是江西人,很健谈。烫成金色的头发看上去干枯柔软,衣服银光闪闪,光鲜却显得劣质。

在这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衣橱,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一瓶妮维雅的洗面奶,看不出品牌的洗发乳,一个瓷杯(上面躺着不知是裂缝还是头发),最现代化的东西是一个很旧很旧、图画都斑驳不清的电饭煲。

小童对目前的状态很不满,觉得学校给他们的太少,社会对他们不公平,自己的现状是由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造成的。

她在学校期间成绩不错,但是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老师肯介绍实习,因为大学四年没有积极地做学生工作;

想考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查信息;

不知道如何获得就业指导,因为老师没有说;

不知道怎样找工作,因为没有前辈可以问;

不知道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自已没有工作经验。

  • 还能说什么呢?

李琪目前的工作是幼儿园老师,工资只有一千五百元。

看到我一脸惊愕,她忙解释说她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学习。

她说得很诚恳,仿佛幼儿教师这个工作的确很高深,值得她好好学习。可是我看得出她诚恳背后的无奈。我不相信她不需要钱。她只是在用无奈的谎言欺骗自己,以使自己窘迫的生活状况得到一点安慰。

在来小月河之前,廉思师兄组织我们所有调查员在一起开了座谈会。在会上我曾说,如果是我在北京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我就会离开北京,去个小城市找个轻松点却也能活得很好的工作。只要梦想不要太高,生活就不会太累。李琪有着美好的梦想,这使她能够忍受北京的艰难生活。我只能真心地祝福这些努力生活的人们。

  • 你真心祝福吗?

每天都是宿舍、学校两点一线。我从来不想万一明年考不上会怎样,也是不太敢想。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其实我知道老三和男朋友分手了,她自己一个人默默挺过来的,嘻嘻哈哈像平时一样;老二家境不是很好,工资也不多,可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她在这边吃了很多苦,可每次打电话都报喜不报忧。

有时半夜会醒来,发现原来她们俩也没有睡着,我们几个也不说话,默默地躺着,想想各自的心事,想想未来,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朋友,可能是和我一样没有毕业,也可能已经工作,也可能是其他情况的读者。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于我们每个人会引起怎样的共鸣和思索?

赤橙红绿青蓝紫,这是青春的颜色。懵懵懂懂跨进二十岁的门槛,又要跌跌撞撞迈向二十岁的尾巴

谁能告诉我们,青春该何处安放?

调研之前,我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各样对他们生活的猜想:他们住得很拥挤吧?他们吃得不好吧?他们那儿的卫生很差吧?他们很焦虑甚至很难过吧?而当事实都呈现在我面前,等待着我去挖掘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们是一群跟我们一样阳光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梦想在这片冰冷但却充满希冀和憧憬的土地上耕耘,期待着一个流光溢彩的收获季节。

访谈的过程中,有几个小孩进来买零食,我借机间他们,想过要孩子吗?夫妻二人都摇了摇头。妻子说:“大人都养不活怎么养孩子?连个属于自己的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丈夫希望过一段时间,情况好一些再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时妻子说,邻居有个北航毕业的,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还住在这里,不过他们赚得很多,估计已经准备买房子搬出这里。说起邻居,两个人充满了羡慕之情。

调查结束后,我离开了杂货店。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种生活状态,像彼时抬头看到的略带阴沉的天空,有种浓稠的灰色,不透明,但也不黑暗。

就这样过着,失落感与激情似乎同时都消磨殆尽了,剩下的只有生活本身,由着它的样子,一天天下去。

或许夫妻间的感情,彼此的依靠与责任是他们努力在北京、在这里过下去的动力。无论怎样,至少身边有你。

在对他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觉得他作为一个京外毕业生来北京工作是很有优势的。**这让我很不解。

他反问道:“你不觉得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优越感太强,而且不够努力吗?”我被王勇这种肯定而又出乎意料的问题问得愣了。

他在毕业之时,曾对自己作了详细的规划,他认为北京的机会更多一些,更利于他的发展,凭着自己的双手,他总有一天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我忍不住问他:“你收入挺高的,为什么还住这儿呢?”

王勇说:“住这儿性价比高啊,生活成本低,攒几年钱,争取把生意做大,给爸爸妈妈买套房住。”他的语气坚定而又自信。在他看来,达到目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又补充道:“这地方破是破了点,卫生状况不好,但我觉得这不算太苦。

在我后来的调研中,我常忍不住想起王勇。我很欣赏他的雄心壮志和桀骜不驯。他坚定,勇敢,甘于忍耐,拥有这些品质,他总会得到他想要的。

还有一个被访者来自内蒙古,他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在我进到他的屋子之前,他要求先收拾一下,五分钟之后才请我进去。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单间里,东西不多,显得屋子有点空。由于没有窗户,房间里开了灯,仍然显得有些昏暗。墙壁也有些发黄,让人很压抑。他讲话不紧不慢,但字字用力,重点突出,动作温文有礼,透出一种从容与淡定。

他有一份专职工作,是做公关,一个月能拿四千的工资。另外,他还有一份兼职,是帮网站做业务,额外还可以再挣些钱。

我问他:“据我所知,做公关一般会很忙,你为什么还要再做份兼职 呢?”

他平静地答道:“四千块钱还是有点少啊,正好朋友那儿有活,多挣一点是一点嘛。”

  • 从来祸福相依。

这个瘦小的北方姑娘刚刚毕业,年龄与我相仿。与她交谈,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学生气息。她大学毕业之后便留在北京独自奋斗,但工作不太顺心。当她说起她那些正在读研和在事业上有了很大进展的大学同学们,我能感觉到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她对自己的现状十分不满意,却一时没有解决的良方。

我说,那你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何?是否需要你独自在北京闯荡?


她忙把我拉出寝室,做了一个不要说出来的手势。**很显然,她不愿意向自己的室友暴露自己的家庭状况。**可能她一直在自己的室友面前展示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在后来的交流中,她将室友定位为“熟悉的陌生人”。

家庭给自己带来的自卑感,是她的隐私,小月河的室友们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关系并不稳定,她不愿与之分享隐私。


三、番外

想读:2022-03-06

在读:2022-03-15

读过:2022-04-10

2008-2009年平均消费支出

考研原因

考研专业

希望国泰民安,大家都各得其所吧。